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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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英烈应被永远铭记!

鞠躬尽瘁为人民——记李乐平烈士

更新时间:2022-05-13 11:51:37点击:

鞠躬尽瘁为人民

——记李乐平烈士

宋致元 王延忠 杨军峰

岁月不堪回首,历史不忍再现。1971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滕州人民的好儿子李乐平带着对伟大祖国和家人亲友无比留恋、对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无法理解的痛苦和复杂情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同年11月17日,江苏省革委会批准李乐平为革命烈士

李乐平,原名李子升,1906年出生,滕州市羊庄镇大赵庄村人。1932年5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滕县特支组织委员、县委军事(部)长、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政委、八路军苏鲁支队政委、鲁南特委常委鲁南四地委书记、鲁南区党委秘书长兼统战部长、鲁南行政公署专员、主任、鲁中南行政公署主任、区党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第一副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局局长、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江苏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李乐平数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都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忠实捍卫者和模范执行者,他在鲁苏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声望。

寻求光明投身革命

李乐平出生于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8岁始入私塾读书,6年后升入滕县高等小学就读,17岁那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济宁省立第七中学。但此时,他的家庭已今非昔比,生活渐入困境终因无力供养,失学在家。他自幼勤奋好学、仗义执言,崇拜民族英雄,喜读英雄故事和英雄人物传略,尤对先人“事业文章,随身销毁,而精神万古不灭;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如斯”之名言古训情有独钟,念念不忘。在现实生活中,他体验到旧社会的黑暗、官府的腐败、大众的困苦,决心寻求光明,走条新的人生之路。

1924年,由亲友举荐,李乐平就业于县教育局,充任事务员一年。因对时事不满,他愤然离去。但忧国忧民的思想,使他难以在家安居,遂于1925年春,只身到了上海,欲投身于工人事业,而因人地生疏,无法介入作罢。同年9月,为生活所计入法租界当了巡捕,开始了违心的矛盾生活,精神亦更加苦恼,每天除做完公务外,尽读报纸书刊,如《新申报》、《少年漂泊者》及郭沫若文集之类,以自遣自慰。但有一条心明如镜,那就是身着洋警装,要心系中国人。他暗中支持正义,保护百姓利益,掩护革命活动,以致直接鼓动及参与捕房罢岗、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行动。不久,引起了警方当局的注意,遂以“我们不要多事生非的人”为由,于1930年将他解雇。

此时,家境更加贫寒,加上妻子病故、工作无着,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漂泊流浪、居无定所。这时的李乐平在物质上成了地道的赤贫者,但在精神上却日趋富有起来。因为,在进步青年马友三等人的帮助下,他阅读了《大众哲学》、《资本论》等多种进步书籍,思想认识、理论水平日有长进。尤其是东北的“九八”及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使其深受震动和教育,遂决心投身于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后在中共地下党员朱向明的引导、教育下,于1932年5月,经丁祝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要走新的人生之路的夙愿。

入党后,李乐平转任华捕工作,担任华委会书记,后兼管法租界华捕工作,继而扩大至兼管上海区、闸北等地的公安与保安工作。

临危不惧英勇善战

1933年4月初,李乐平的行动已受到特务的监视,上级指示要立即转移。一天,乐平在身上藏好了党的文件,准备去联络点交给未暴露的同志并一起转移。一出门,即被特务盯上了梢。他几次试图甩掉尾巴,但均未成功。乐平急中生智,他借入厕之机,将文件撕碎,扔进了茅坑,随后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一个里弄。心里盘算着如何出其不意地将盯梢的家伙打倒,然后脱身跑掉。不料,刚一出手,隐藏在周围的特务都立马围了上来。就这样,他被敌人抓住,当即被带到他所住的旅社进行搜查。特务拿着钥匙问乐平:“是谁的钥匙?”乐平说:“是个旅客放在这里的。”特务进房后,见有一箱子,急忙打开,一看,多是些进步书籍,便如获至宝,认为这下可抓到了证据。而书皮上都醒目地写着个“马”字。特务突然问:“你叫什么名字”?乐平平静地说:“李天民”(住宿时的化名)。特务们似乎有备而来,他们虽未搜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但还是把乐平带走了,经多次审讯未果,将其投进了监狱。

在狱中,李乐平不屈不挠,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一天,敌人将李乐平和其他几名政治犯一同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死刑,直到枪响后他发现自己没有死,才知道是陪杀。乐平心想:这是敌人用死来吓唬人。这一关都过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回监后,又提审,乐平仍是那句老话“不知道”!反动当局既没有证据、又没有办法,即以“左倾三民主义”给李乐平定罪,判刑十年,转送至苏州监狱关押。

李乐平把监狱看做战场,把牢房视为课堂,一方面积极联络狱中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开展斗争,一方面抓紧阅读进步书籍,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狱中数年,斗争、学习一直贯穿于全部过程。”刚到监狱时,有两件小事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是,犯人分等级,有钱的睡床,没钱的睡地;二是有的人不知依仗什么,拉屎撒尿不倒粪桶。他即发动同牢房的难友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做法,提出:睡床分先后,倒桶大家轮,不然,就掀翻床铺,人人都睡地,不倒粪桶的,就不准用粪桶。这个斗争口号一提出,就得到大多数难友的赞同。乐平也由此成了狱中领导斗争的核心人物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8月,国民党当局为全面抗战形势所迫,释放政治犯,李乐平才获释出狱,返回家乡滕县,参加了抗日义勇队,投入抗日洪流。

有一次,义勇队司令部驻地大炉遭到顽军的围攻。敌人来得突然,情况十分危急。当时李乐平虽然不是军事主管,但他不惟能文,亦善用兵,作战沉着,指挥若定,于是他当机命令梁度世先带部队转移到黑山待命,由他断后掩护。待部队撤到黑山脚下时,大炉周围已是枪声一片。直到这时,才远远看到李乐平撤出村口,仍然步履稳健,毫不慌乱。

1942年5月,日军扫荡鲁南行署机关驻地。当我方发觉敌军的企图时,距离敌人已不到一里远。时任行署专员的李乐平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转移,并要求大家不要惊慌,不要乱跑,悄悄走下山沟,他亲率警卫班压阵。就这样,敌人在沟上走,我军在沟里行,整个机关顺利撤出,安然无事。事后,干部战士都佩服李专员有胆量,足智多谋、英勇善战。

坚持原则顾全大局

李乐平一贯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有着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1940年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改编为教导二旅时,上级指示将鲁南四地委所辖地方武装全部编入主力,准备过铁路支援新四军。当时,地方部队干部和县以上负责同志大都有意见,认为主力部队搞扩编,应采用“割韭菜”的方式,而不应采取“拔萝卜”的方法,要给地方留点“种子”,以利再发展组建新的地方武装。面对这种思想认识和议论,李乐多次说服和教育大家要从大局出发,强调主力南下,支援新四军开辟新区的任务极为繁重,在新区解决兵源会有一定困难。因此,地方部队和政府应从各个方面帮助主力完成扩编任务,使主力部队保持旺盛的士气南下,去投入开辟新区的战斗。在李乐平主持下,扩编工作做得既快又好。后来罗荣桓同志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了李乐平在教导二旅扩编中顾全大局的精神。

1945年10月,根据形势需要,新四军奉命北撤山东。当时因他们在苏北仗打得很漂亮,七战七捷,进展也很顺利,所以许多战士对向北撤退不理解,有情绪。因此,李乐平在动员迎接新四军的会议上要求,一定要顾全大局,全面动员,努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使新四军的同志们感到满意。不管我们的条件怎么艰苦,但给新四军的给养一律供应白面。新四军战士南方人居多他们不会做面食,我们要派人去教。在他的带领下,鲁南行署迎接新四军的作做得十分出色,对于稳定战士们的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偶尔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有一次,新四军某师有个管军需的同志,因面食牙碜,认为所供的面粉里有沙粒,一怒之下竟把我们供应点上的一个同志摁到了面缸里。事情发生后,不仅被摁的那个同志感到委屈、气愤,供应点上的其他同志也都很冲动,要去找新四军首长论理。李乐平闻讯后,立即赶到供应点,耐心地说服大家,首先应检讨我们的供应工作,要做到不失误,不出问题,同时要忍受委屈,得理让人,顾全大局,不能因小失大,造成不良影响。同志们接受了他的开导,平息了怒气,表示一定要努力做好供应工作,此事赢得了新四军官兵的致赞扬。

执行政策严肃认真

李乐平不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都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坚决拥护者和模范执行者。他曾多次对有关领导同志说过:“罗荣桓同志在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时,原原本本,绝不多说一句话。”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传达党的指示时,从不随意发挥,免得使人听不懂什么是党的指示,什么是个人意见。李乐平对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理解得特别透彻,深知做好统战工作,是一件影响全局的大事。因此,贯彻执行起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开辟和建立抗日根据地时,团结了一大批地方士绅,争取并收编了四县边联以及其他友军,壮大了人民武装,使鲁南出现了一个大好的抗日局面。当时,大炉有个万春圃,在地方上颇有影响,是临沂西南乡一带绅士们的首领,他对李乐平非常敬佩。当部队的开展工作面临困难时,万春圃发动群众募集了数十头猪羊慰劳部队,来鼓舞我们的士气。八路军一一五师部进入鲁南后,万春圃除发动慰劳外,还募捐60万发子弹,支援八路军。由于万春圃的这些革命行动,激怒了顽固分子李以锦,即把他的四几子和小女儿劫持去,作为人质,迫使他脱离共产党。但万春圃向李乐平坚定地表示:“孩子我可以不要,咱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就是这样一位开明大度的人士,在抗战初期他主动献地捐粮时,个别持左倾观点的同志不仅坚持不让他献,而且还主张对他进行斗争。李乐平从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高度和实际斗争形势的需要出发,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终于制止了过左的行动。后来,在共产党的教育下,万春圃矢志不渝地跟着共产党走,还担任了鲁南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万春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10月,李乐平指派刘元甫去渤海乐陵等地做鲁南后方家属和生产自救等项工作,并负责机关干部的学习活动。那时,鲁南后方千部均到建国学校参加“三查三整”运动。当时,康生在渤海掌握运动,对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车轮战术、熬鹰、蹲黑屋子、开除公职等毒辣手段摧残干部。刘元甫将看到的这些情况函告李乐平。李乐平即指示鲁南后方负责人朱道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不要搞左的运动”。朱道南重新布置编组学习,对个别整人害人的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纠正了左的偏向。同志们都称赞李乐平理论水平高、执行政策严肃认真.

建国初期,李乐平作为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第一副市长,分管政法工作,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又兼任市审判委员会主任。当时,运动规模大、涉及面广、时间紧、案件多。他认真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有关政策,实事求是,严肃谨慎,从不凭主观臆断或先入为主的成见处理重大问题。因此,南京市在运动中没有出现一例错杀和重大错案,这项工作受到了中央和江苏省委的肯定.

作风民主平易近人

李乐平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在他的战友、同事、部下及亲朋好友中,有不少佳话美谈。陶有亮在《深切怀念优秀共产党员李乐平》一文中这样写道:“乐平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且长期做领导工作,但从未见到和听到他在什么场合摆什么老资格、官架子。对上级指示原原本本向下传达、认认真真贯彻执行;对下级关怀备至、平易近人。即使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也都是亲切、耐心地说服教育,从未发过脾气或训斥过人。坚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同志们跟他接触都有一种无拘无束的亲切感。民主人士都感到他待人诚恳、谦虚、平等,十分可亲可敬都愿同他说心里话,披肝沥胆、推心置腹、合作共事。”李作森在《怀念李乐平同志》的文章中说:“乐平从不居高临下地训斥别人,对同志的一般缺点总是用启发说服的方式。他说‘响鼓不用重锤敲’。如有一位干部因解决婚姻问题不够慎重,造成不好影响。他语重心长地对那位同志说:‘解决个人生活问题要沉着慎重,要注意影响’。事后,这位同志非常感动,对别人说‘人家李乐平同志不简单,话不多,对我帮助很大’”。

孙士正撰文写道:乐平同志是以省委委员的身份到省政协担任副主席的。他十分尊重省委统战部的职能工作,有关重大统战政策问题的处理,他按照省委的指示,及时传达贯彻,并要求政协的同志多同统战部研究,认真听取意见,然后慎重处理。这样,使政协与统战部的工作配合很好,关系处得很协调。李老和党外几位副主席——著名学者、社会贤达高一涵、吴贻芳、陈鹤琴等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相处得也很融洽。平时,他经常倾听和接受党外同志好的意见和建议,使他们有职有权,放手把政协工作搞好。……大家都愿主动地把自己的不同想法告诉他。前国民党部队少将、驻会委员肖平波说:“在李老面前,我感到没有什么话不可对他讲的。”委员们一度在议论形势和我国外交关系时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几乎全是“穷朋友”、“小朋友”和“黑朋友”。有人还说:“形势总讲一片大好,而好多人肚子也吃不饱。”对待这些议论,该怎么办?能不能来个批判?李乐平同志不赞成。他坚持以教育说服为主,耐心帮助其提高认识,鼓励大家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形势、认清前途,增强信心,要看到进步人民的力量在不断壮大。没多久,法国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李老和大家一起学习时,他用谈笑的口吻讲:这下,不是我们又增加了“大朋友”、“白朋友”了吗?引起了大家的笑声,内心自然折服了。

李乐平的女儿李季平在《回忆爸爸—李乐平》的文章中说:同学们经常到我家来玩,有时爸爸见了总要和他们攀谈几句,以消除同学们的拘束感,然后走开,让我们随意说笑,做自己的事。爸爸说话不多,声音总是轻轻地,一举一动都流露着慈爱。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论是秘书,还是警卫员、驾驶员,从不训斥,十分尊重他们的人格,总是以同志的身份与他们相处,努力消除相互间的距离。从到我家来的爸爸的老战友、老同事的友好态度中,从工作中来往的民主人士的表情上,可以感到他们对爸爸怀有一种亲切的敬意和真诚的信赖。

艰苦朴素淡泊名利

李乐平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身体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出狱后,又没得到休养治疗即带病投入了抗日洪流,与大家一同过艰苦的生活。1938年秋,部队转移到大炉、车网一带时,尚未建立政权,粮款都无着落,部队官兵半饥半饱。李乐平和大家一样,从不另外弄什么东西吃。他除了身上很破旧的衣服之外,连条被子也没有,晚上睡地铺,与通讯员合盖一条薄毯子。部队在开辟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当时,二营营长石史良,是位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他对李乐平十分敬重,曾说:“乐平同志的模范行动最到家,在他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能吃苦就是突出的一条。”二营常常到山外活动生活条件稍微好一点。干部、战士知道李乐平身体不好,就自动募捐一些鸡蛋,派人送给李乐平,但李乐平坚决不收,耐心地说服战士又把鸡蛋带了回去,并要求他们以后不要这样做。

李乐平到省里工作之前,任南京市副市长、华东局交通部部长。他经常穿双布鞋,一身斜纹布制服,上班、公出乘坐一辆旧式汽车,从不讲排场。驾驶员老吴说:“李老家中的用具也十分简单,除了必要的床、桌、凳子之外,仅有几只旧箱子和一个脸盆架。在三年困难时期,天冷了,他床上还没有草垫。”老吴对他说:“李副主席,你是省政治学校的一校之长,学校仓库里有多余的草垫,我给你拿一张来铺床吧!”李乐平阻止说:“那是公家的东西,不能拿!”

在省里工作后,李乐平身上的衣服,还是解放初期做的两套毛制服,穿了大半辈子了,但也只是在工作需要时才穿,平常穿卡叽布制服。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还穿补丁衣服。一件羊皮衣穿得褪了色,补了两次仍舍不得丢。李乐平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是很低的,对待遇和地位也看得很淡薄。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配给他一辆专车。后来不知为什么给换了辆旧的,车身上有几块漆都已剥落,没有多久就坏了。大修后,黑车漆成了灰色的,外观很难看,可李乐平毫不在意,直到车子实在不能用了,才换了一辆。但是,新换来的仍是辆旧车。

回顾李乐平的人生历程,他既有学者风范,温文尔雅,又有大将风度,英勇果敢,可谓德才兼备、文武双全。他用自己鞠躬尽瘁为人民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李乐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